（作者赖一飞，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相互叠加，全球政治经济动荡不安。在地缘政治、经济摩擦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中国经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下行压力逐渐显现。房地产市场低迷，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地方社会保障、教育、基础科研、环保等领域的支出只增不减，给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出于对国家总体走势、国际环境不确定性的担忧，国内投资市场缺乏信心，投资热情受到较大影响。重振市场信心、促进经济复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主题。在可持续发展语境下，观察中国经济现状，可以总结出以下机遇和挑战。
　　一、宏观与微观表现出差异
　　纵观近期的宏观经济数据，中国经济正逐渐摆脱疫情带来的影响，实现了恢复性的增长，需求端和供给端都得到明显的提升，为经济复苏提供了机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GDP平减指数全面回落、CPI涨幅呈现出回落的趋势、PPI跌幅也在逐步扩大，表明需求端经济的恢复速度慢于供给端。即使宏观经济有回暖的迹象，消费增长潜力和民间投资活力依旧缺乏。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差异反映了现阶段宏观经济的提振向居民就业和收入状况、向市场信心和预期的传导，都还存在着明显的时滞和阻碍。宏观“热”、微观“冷”为当前经济现状表现出的一大突出特征。
　　二、财政支出缺乏长期主义视角
　　地方政府竞争的“囚徒困境”和道德风险。囚徒困境表现为谁不借债谁吃亏（空间上的横向对比）；道德风险表现为“寅吃卯粮”（时间上的纵向对比），即现任干部在任上，把后几年的财政经费用尽。地方主官在制定地方政策时受“囚徒困境”和道德风险的制约，可能会缺乏长期主义视角。地方政府筹集大量资金投资于非生产性的活动，在短期内不能产生收益。而通常地方债务的利息较高，所以有限的流动资金都用来偿还债务利息，造成了地方财政的恶性循环。更为严峻的是，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债务压力上扬导致结构性区域性风险。
　　三、创新投入不足和结构错位
　　我国R&D经费投入仅占GDP的2.24%，明显落后于位于创新前列的国家，说明我国的创新投入强度不足。从经费支出结构来看，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R&D经费支出的6%左右，仅为日韩等国家基础研究投入的1/3。究其原因，基础研究的研究目标主要为获取创作型的知识，具备研究周期长、成果产出年限长等特点，一旦创新主体片面追求短期的利益产出，将导致基础研究投资动力的缺乏。另外，不同于日韩地区的是，我国R&D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资金投入，映射出我国企业创新活力与积极性有待提高。基础研究投入缺乏可能导致制造业尤其是高精尖产业极易遭受“卡脖子”风险。
　　四、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
　　中国过去40年经济能够持续增长，有两大驱动因素：充足青壮年人口和中国融入全球分工体系。而这两个因素又是相互关联的，中国有大量的青年劳动力，同时也拥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国际分工体系中又需要劳动密集型的世界工厂。虽然我国的人口资源丰富，但是近年来我国的劳动人口在急剧减少，无论是总人口还是劳动年龄人口都在下降，依靠“人口红利”发展中下游产业的经济模式无以为继。低迷的生育率同时加剧了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不仅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压力，而且加大了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险的负担。
　　面临以上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可以针对性地采取以下几点措施。
　　一、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中国经济运行风险的重点是地方政府债务和金融风险。为将该风险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应继续推进财政化债、金融化债。虽然经济形势总体呈现出疫后恢复态势，但也仍会面临一系列风险挑战，既有中长期和结构性因素，还有短期的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金融风险、结构性失业等问题。政策方面仍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发力的房地产政策，推出一揽子举措提振市场信心。一是提高债务限额，为再融资债券发行腾出空间，推动隐性债务显性化；二是盘活并出让国有资产资源；三是与金融机构展期、下降利率；四是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提前购买部分城商行、农商行持有的城投债，避免财政风险传递为金融风险；五是政策性金融机构发放中长期贷款等。
　　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动简政放权向纵深发展
　　优化政府服务是切实激发市场活力的有效手段。看一个地方营商环境好不好，主要就看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多不多，一般来说干预越少，营商环境越好。在做好尊重产权和保护竞争两个关键点的基础上，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始终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放开搞活市场的关键所在。围绕企业投资、生产经营、创新创业等方面，大力消减行政审批事项、申请材料、审批办理环节，除关系国家安全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能取消的坚决取消，能下放的尽快下放，能简化的一律简化。需要注意的是，简政放权的初衷是为了政府有更多的精力进行制度创新，在此过程中，加强对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中事后监管。
　　三、国内与国际循环路径相互支撑、协调统一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关门发展”，而是打通国内要素循环壁垒，加快生成供应链买方市场权力，更是应对全球供应链碎片化的必然选择。同时，推进国际大循环，是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彰显。国内与国际双循环并非彼此独立的运行系统，依然要在全球化框架下实现有效统筹。国内统一大市场不仅是内循环供应链韧性建设的基础，也是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内循环供应链借助市场机制实现创新提质发展，助推产业升级迈向“微笑曲线”两端。
　　四、人口是中国经济能保持增速的关键因素
　　人口战略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高度的紧密性和持续性。完善社会抚育，减少职业歧视，发展灵活就业等措施都能直接或间接地有效促进人口增长。国家陆续放开了二胎、三胎的生育限制，但对生育力的刺激作用不甚明显，因此国家应该加大对生育的激励力度，如尽快出台“生育生态补偿制度”，对生育三胎的家庭实行补偿，即国家承担第三胎的基本养育成本，免费为第三胎提供一定面积的基层住房等。职业歧视如“无形的天花板”束缚了人们尤其是女性职业发展，探索有益的消除职业歧视、发展灵活就业的方法对促进人口增长具有显著效果。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赖一飞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